经济日报：国企改革顶层设计“心中有数”

但针对不同领域法律的完备性评价则呈现出一定的差异。

e.法院虽然在2012年3月15日收到了视频录像的申请，但是全面实施该试点项目还需等2012年10月份录像设备到位之后才可进行。我们也可以对如何开展试点项目作出详细解释。

回答完这些影响产生的问题之后，律师可以就视频录像可能带来的危害和好处进行评论。法院一般不会保留关于通知、同意及拒绝录像的正式文件。提高陪审员对其裁决的责任感（71人，占68％）。试点法院自己操作摄像机，与州法院法庭上普遍使用的摄像机（法院自己用于庭审记录的摄像机）要区别开，即州法院允许媒体将摄像机带入法庭进行录像。法官同时也决定通知和获取当事人是否同意录像的时间和程序。

一旦其他诉讼确定下来，当事人便会收到有关该诉讼的通知。第一，一些而非全部的地区法院具有较高的庭审录像数量是因为他们对所有符合录像资格案件都有通知程序，或者存在自由裁量认定所有庭审均可录像的程序，除非案件当事人强烈反对（爱荷华州南区法院和堪萨斯州法院分别采用了这两种方式）。因此，法理学需要一个能够超越权利与义务范畴的，更具一般性、普遍性和概括性的范畴作为其基石范畴。

注释： [1]徐爱国：《中国法理学的死亡》，载《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2期。但是，此标准并非判断所有学科的唯一且正确的判准。[23] 季卫东、徐爱国等：《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法理学》，载《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3期。[35] 张文显：《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5-96页。

[14]其方法论其实还是以分析法学那种实证主义为根基的。部门法学则主要以现行的法律规范为根基，法律史学的根基在于历史的材料，两者都具有可见且相对固定的研究对象，具有较大的客观性，更容易形成共识和学术共同体。

[9]持有一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立场既是有我国的性质和指导思想所决定的，也是当下我国的既存事实。这种责任不仅是物质的帮助和给予，还包括对生态、疾病等人类共同难题的应对，更包括价值理念的、精神层面的引领。另外，与部门法学相比，法理学的创新和独立更为艰难，要求更高，这与其一般性、普遍性、抽象性的哲学特质密不可分。因为学术研究的意义和生命在于创新，如果在研究方向和方法上千人一面，千篇一律，则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进步和创新。

何谓法理学的逻辑起点呢？顾名思义，法理学就是法理之学，是研究法理的学科和学问。二、通过回归法理重塑中国法理学 由上可知，在世界范围看，法理学作为一个学科是否死亡是个伪命题，即便是做出中国法理学即将或应当死亡，也是耸人听闻。[22] 前注15，张文显、郑成良、徐显明文。而在行政诉讼法或刑事诉讼法中，由于个人相对于国家公共权力处于绝对劣势地位，因此，代表国家的公共权力机关负有举证责任，方才使其对行政相对人或被告的违法或犯罪行为诉讼得到法律的支持。

不仅如此，与法治社会较成熟国家和地区相比，由于我国中小学教育课程设置以及社会环境中国的法学专业初学者对法学知识、法学意识和法学思维的储备几乎为零。从此意义上讲，断言中国法理学没有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理由并不充分。

而习俗则通过一个地方人们长时间的广泛认同和普遍遵循而发挥作用，使人们不再问问什么，不再有反思意识和能力。有论者基于自身的学术立场和判准质疑法理学在中国还存不存在，或干脆给出了中国法理学的死亡明确论断，还有一些青年学者试图连根拔起，反思中国有没有过法理学。

但最具重要意义的是，此文揭示了法理学界长期不被关注却应当成为法理学中心主题的重大理论问题。论者此处所说的信仰缺失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表现为当前的军阀混战、封建割据和先占为王时代。后现代哲学对以往这种类似于上帝意义上的本质主义立场进行了颠覆式批判，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在社会科学，乃至人类的所有领域的知识论角度，哈耶克所言的人之理性所不及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第四，以法理为中心主题和研究范式的法理学，使部门法学更加注重与法理学、其他学科的跨学科研究，运用更宽广的学术和理论视野解释、解决现实问题。[11] 前注①，徐爱国文。但是在我看来，对于任何一个有志于从事公众生活的法律系学生来说，它是一门基础课。

[10]如果不面对这一实际国情，则这样的法理学教材更是不切实际，缺乏问题导向的。由此，在将法理作为中心主题的法理学中，法理学的范畴体系则是值得重新认真思考和系统阐述的论题。

[3] 刘俊海：《探寻良法善治恶一座富——拜读王利明教授新著法治：良法与善治有感》，中国民商法网站2017年8月23日访问。[5]之所以将法理学如此限定，很大程度上受奥古斯特·孔德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强调事实和科学的价值，道德评判和事实陈述不同，它不能通过理性论辩、论证或证明来确立或辩护，而事实陈述则可以这样。

在当前中国法理学中，法理与法、法理学与法学之间的范畴体系常常不做区别。[33] 徐显明：《法治的真谛是人权》，载《人民法院报》2002年9月16日。

但是从研究范围上讲，并不意味着法理学不应关注具体的现实问题、日常问题，或是部门法所关注的问题，而只是所关注和研究的视角、目的和方法有区别而已。本文认为，如果是指在学术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上，个性多样化恰恰是当今学术研究所提倡的，只要是遵循严格的学术规范和理性推理，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上的不拘一格恰恰是学术繁荣的标志。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人类的合作、共享，而不是对抗和争斗。在道家看来，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等即正义。

在这一点上，法理学教材要为学习其他法学课程提供知识、理论、和思维基础。社科这个概念与教义不是一个逻辑位次上的概念，因此并不是太合适，因此有法理学者认为社科法学其实是伪命题，也不符合语言逻辑。

其次，法理应当成为法理学的研究范式和思维方式。只有法理学通过法理阐释来起到这样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自西汉始，中国逐渐形成了儒法融合，儒释道合一的特征，建立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等级制度以及中央集权的，与农业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以强调忠、孝为鲜明特征的正义观。[45]  《史记·游侠列传》。

因存在政治法理学者与明星法理学者，使中国法理学有颗不安分的心。这种来自部门法学者的暴风骤雨般的质疑和反思在中国法学界并不多见，远远超越了法理学界自身曾经的权利本位与义务先行论之争、政治法学与社科法学之辨等，似乎给法理学、法理学界以大山压顶之势，让其毫无招架之力。而以法律和法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法学自然也以讲道理为其特征。在此情形下，中国法理学教材至少需要承担以下功能： 第一，对初学者的启蒙作用。

权利本位是针对义务本位或义务先定论而言的，由于目前中国法学界对义务本位还是权利本位已经形成了基本共识，权利本位已经成为整个法学界的常识性公理。[32]虽然该书将权利视为法哲学的基石范畴，但实际上是在整个法学上讲的，其与徐显明提出的法治的真谛是人权[33]有异曲同工之妙。

以法理为中心主题的法理学，必定更加注重说理性、逻辑性和体系性，说法理、讲法理将会贯穿始终，同时，此法理学也会更加注重质疑、反思、追问和批判的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的运用，注重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等问题意识和能力的培养，使学术批判、问题导向和创新思维成为其灵魂和品格。自十六世纪以来，之所以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最主要方式，而其它所有社会控制的手段被认为只能行使从属于法律并在法律确定范围内的纪律性权力[67]，就是因为与其它社会控制相比，法律在适应社会政治组织形态方面具有特殊优势，即讲道理。

[67] [美]罗斯科·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沈宗灵、董世忠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2页。那么是否法理之法作为法理学的基石范畴呢？既然法理应当作为法理学研究对象的中心主题，那么法作为法理学的基石范畴似乎也有合理性。